民国以来，大小军阀蓄意养兵，民众备受其苦。
正如时人所言：“无外患的时候，这些军队则从事内战，摧残生产；有外患的时候，这些军队又能捍卫国土。全国上下，感受兵多的痛苦，已非一日。裁兵节饷，移作生产的经费，几乎是全国一致的希望。”
鉴于此，当时“化兵为工”、“裁兵节饷”之说非常盛行。
孙中山先生也曾有过“化兵为工”、“垦发自然富源”的设想。
然而，中国近代军阀统治的特点，决定了这一主张很难实现。
尽管如此，“化兵为工”之类的口号却被屡次提出，甚至成为军阀间互相争斗的借口。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一面对日本妥协，一面提出“开发西北”，长期抵抗的口号。
为此，国民政府曾作出以西安为陪都、并定名为“西京”的决定。还专门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经委会、西北办事处等机构，从事开发西北工作。
国民政府还先后通过了“开发西北案”、“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请奖励西北垦殖以实边区而裕民生案”等多项决议。
这些决定的主要依据，是孙中山先生早年的建国构想及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是国民政府在尚未实现全国真正统一的前提下，作出的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
尽管如此，当时国内还是兴起一股强劲的“开发西北”思潮。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6月下旬，这一思潮正处于方兴未艾之际。
当时，冯玉祥的察绥抗日同盟军正与日军展开激战，国民政府忽然委任身拥重兵、驻扎在平绥路上的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
孙殿英，名魁元，字殿英，河南永城县马牧乡小孙庄人。早年在陕州一带为匪，被收编后任镇嵩军第五混成旅旅长。
后来，孙殿英成为山东军阀张宗昌的部属。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张宗昌被北伐军打败后，孙殿英投靠蒋介石，任国军第十二军军长。
同年7月，孙殿英在河北省遵化县盗挖慈禧太后陵墓，引发社会公愤。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
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反蒋，孙殿英一看反蒋势力浩大，于是又投靠阎锡山和冯玉祥。
不久，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武装调停，反蒋势力土崩瓦解，孙殿英主动接受张学良收编，被任命为第四十师师长，驻扎在山西晋城。
随后，孙殿英又投靠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后，孙殿英升任国军第四十一军军长，招兵买马，盘踞于山西边境一带。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春，日寇进犯热河。
孙殿英打起抗日的旗号，大肆招兵买马，各路土匪和败兵来者不拒，兵力一度膨胀到七八万人，对外号称十万人马，一时成为蒋介石和冯玉祥的拉拢对象。
孙殿英由冀北进入热河，在赤峰、长城古北口一带抗击日军。
在抗日作战中，孙殿英部受挫，为保存实力，退守河北沙城（今河北宣化）一带，不再参加抗战。
同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多次派张允荣与孙殿英接洽，争取他参加同盟军，继续合作抗日。
对于蒋介石来说，既害怕孙殿英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又怕他投降日本增加日伪力量。
蒋介石的担忧是有根据的。
一是孙殿英曾隶属冯玉祥部，二者有历史关系；二是冯玉祥已派人争取孙殿英；三是孙殿英部在长城抗战中，曾与日军作战，有抗日英名。
蒋介石为了拉拢孙殿英，找到了对双方都比较合适的名义，即屯垦青海。
这一名义在当时来看，既符合“总理遗教”，又可赢得舆论同情。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6月26日，何应钦在给汪精卫、蒋介石的电报中，明确表示了这一意向：
“孙部驻在平绥路上，影响察事之解决甚巨。现其屯垦青海之名义，既经国防会议议决，既乞中央早日明令发布为祷。”
可见，国民政府非常惧怕孙殿英部与抗日同盟军合作，使华北局面复杂化，影响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总国策。
6月27日，由主持北平军分会的何应钦发表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令其率领所部四十一军，西进青海，并给付开拨费十万银元。
这种时候，发布如此命令，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无非是将孙殿英部调离察绥，以便削弱冯玉祥号召抗日的势力。
也可向世人表明政府以实际行动“开发西北”的姿态，也可赢得舆论的同情。
时人曾评道：“中央政府当国难万般的时候，能考虑到西北边陲，令统兵大员率五、六万人，大规模的去开发西北的中心---青海，这确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
并认为，这是“中央政府试行移军殖边、寓兵于农的开端。”
然而，西北并非无主之地，西北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和马步青号称“四马”，早就把青海、甘肃、宁夏看作自己的独立王国，绝对不容他人染指。
蒋介石让孙殿英屯垦青海还有一层用意，就是让其与西北诸马相互牵制。
若孙殿英与西北诸马之间引起争斗，使其两败俱伤，蒋介石便可乘机进兵西北，达到借刀杀人、消灭异己的目的。
如果说，国民政府令孙殿英部屯垦青海的直接目的是将其调离察绥，那么以孙殿英部武力进入西北来试探西北诸马军阀则是其更为深远的考虑。
事实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依旧是民族独立和国内统一。
当时“开发西北”的口号，也是围绕这两个问题而展开的。
一方面，为了建立长期抗日根据地，国民政府对事关国防战略的西北交通、水利比较重视。
另一方面，控制西北也是国民政府追求的政治目标之一。
当时的陕北和绥西，皆有可垦之地，且自然条件远优于青海西区，国民政府为何令孙殿英部舍近求远去遥远的青海屯垦？
当然还有更为深远的考虑。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虽然策定西北为未来抗战的根据地，但反观西北的现实，情况却不尽人意。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时，国民政府在西北能直接控制的地区只有陕西、甘肃两省。
当时的新疆，矛盾重重，加上列强的插手，致使问题更加复杂，国民政府除了派大员宣慰以外，不能有任何作为。
宁夏、青海两省虽在中原大战后归顺了国民政府，但实际上却有相当的独立性。
起初，国民政府忙于消灭其政权威胁最大的军事力量及“剿共”战事，容忍了宁夏、青海两省的特殊局面。
同时，国民政府也在寻找控制宁、青两省的机会。
因此，“统一军政”、“整顿土著军队”、“政治国家化”等口号，一时成为“开发西北”的强音之一。
令孙殿英部屯垦青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国民政府以武力进入西北，试探西北诸马军阀的一次尝试。
对孙殿英来说，接受这一任命，远离察绥是非之地，既可保存实力以图向西发展，又可保住抗日英名，而且主动提出移屯边荒，确实起到了沽名钓誉之效。
时人称孙“愿为国家养精蓄锐，培植实力，作为收复东北的准备”，“是孙军以身作则为军人大规模的开发西北的先锋”。
民国时期军阀的目标，不但要有枪，还要拥有自己的地盘。比如山西王阎锡山、云南王龙云、东北王张作霖这样既拥有自己的军队、也拥有自己地盘的军阀，才是最惬意的。
然而，中国国土面积虽大，但终究有限。
因此，民国时期诞生了许多拥有自己的军队，但却始终没有自己地盘的漂泊军阀。
由于这些军阀没有自己的地盘，也就意味着无法拥有稳定的收入、后勤以及兵员补给。
孙殿英就是这样一个拥有自己的军队，却没有自己地盘的军阀。
在孙殿英看来，西北诸马势力较弱，正好借机占据西北。
孙殿英认为，经绥远西进，首先到达宁夏，宁夏地方富庶，马鸿逵力量不大，如果打垮马鸿逵，占据宁夏，就有了进军西北的根据地。
然后，下甘肃，入青海，取新疆，便可进而统一西北。
作出决定后，孙殿英一面电复蒋介石，感谢委以重任。
一面派人到张家口，向冯玉祥说明，遵照蒋介石命令西行，冯玉祥只好同意。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7月，孙殿英部开始由驻地向包头一带集结。
孙殿英担心部队乘火车途经张家口被冯玉祥缴械，便将伤病员、家属、老弱残废以及破旧枪支、服装、工厂机器等集中到下花园车站，伪装军车，经张家口直开包头。
同时，孙殿英密令部队夜间行军，徒步绕道张家口以南，进入阎锡山防地，再上火车前往包头。
蒋介石调孙殿英部屯垦青海的命令发表后，立即遭到西北诸马的强烈反对，就连国民政府在甘宁青的代理人朱绍良也不支持。
从上到下，各种反对电文雪片似的飞往南京。
青海首先作出反应，消息传至西宁，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马麟派马绍武、祁中道、谢士英为代表，赴南京向蒋介石呼吁，并委托以青海蒙藏王公、千百户的名义，电请蒋介石阻止孙殿英入青。
另一方面，马麟授权给陆军新编第九师师长兼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马步芳，动员全省一切力量，积极准备作战。
同时，马麟电谕驻防河州的骑兵新编第二师师长马步青在凉州作好防卫布置，并抽派有力部队，协助马步芳拒击孙殿英。
马步芳认为，自己家族在青海数十年的基业，有被覆灭的危险，因此积极筹划对策。
马步青知道大战难免，恐危及河西，也积极做好战斗准备。
马麟、马步芳叔侄二人放下争夺权利的矛盾，通力合作应对迫于当前的危急情势。
接着，马麟派马师融赴宁夏联络马鸿逵、马鸿宾兄弟，相约互为支援，一致拒孙。
此外，青海还组织全省各界群众举行拒孙大会，游行示威，营造声势。
对于孙殿英屯垦的诚意，西北方面更是怀疑。
所谓“孙殿英在三、五年前，固系出冯玉祥部属，而全国非认为土匪式军队，既认为毫无纪律之杂牌军队，更何能推行开发西北之伟大政策，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之。不过假借屯垦之名，以攫取青海地盘，以造成西北唯一势力。”
尽管遭到西北诸马的反对，国民政府依旧坚持原计划不变，仍旧百般辩解，不为所动。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7月5日，马麟在电文中例举了三项理由，诸如青海无可垦之地、蒙藏民众反对等。
为此，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回电称：
“中央对于青海情况向极为关切，无时不谋增进青省力量，以期开发，同臻福利，顷绎电中所陈三端，具见青省群众望治之热忱，思危之尽虑，惟中央此次遵任屯垦督办，也曾经深慎考量，良以青海蔚为边藩，亟宜多得各方之助，且可捍国圉边，导吾边陲同胞于生产增进之域。”
后为回敬所谓“青海荒寒、实难供给”的问题，汪精卫在致朱绍良、邓宝珊的电文中称：
“孙殿英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之命，系蒋委员长、何部长再三裕酌，复经国防会议同人详细讨论，始行决定，各方面利害感情都已顾虑及之，回部猜畏既为顾虑之最大者，惟青海地旷人稀，而孙部给养每月仍有中央拨给，不致贻累地方，但能严整纪律，不扰民间，当能相安无事。中国各处地狭人稠，惟西北广漠有待开发，移民屯垦，事势当然，未可豫存逆臆而深闭围拒也，当祈两兄就近设法劝谕解释，消其疑虑。”
8月份，蒋介石甚至亲自发电报给马麟、马步芳称：
“中央派孙殿英率部赴青垦殖，系为青海谋福利，所有给养，完全由中央协助，决不增加青民负担，更无碍于青省军政，请转达青海各族领袖，勿予反对”。
另一方面，宁夏、青海两省厉兵秣马，准备以武力拒孙，朱绍良也下达了三省禁止孙殿英部办兵站的命令。
马鸿逵致信孙殿英称：
“溯兄自班师移防绥西，弟已认为失机，曾以平心静气处之一言为进，嗣虽奉督办青西屯垦令，而事实里面情形本不简单，中央意旨所在，弦外另有余音。”
此处的“弦外音”自然是指国民政府的一箭双之雕策，说明诸马早已洞悉了国民政府的真实用意。
10月份，马鸿逵亲率宁夏省府全体委员以总辞职的方式进行要挟，而青海省主席马麟也表示了辞职之意。
此时，国民政府意识到，若仍坚持原定计划，则西北将会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
国民政府没有料到，平时矛盾重重，兄弟、叔侄间明争暗斗的西北诸马军阀，在保护家族利益方面会下如此大的决心，拒敌于家门外。
这种为保护地盘而表现出的空前团结精神，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重新认识西北诸马军阀在西北的特殊性，进而确立了在西北倚重西北诸马军阀的政策。
在此情况下，只能放弃屯垦青海计划。而放弃这一计划，即意味着抛弃了孙殿英。
孙殿英的部队到绥远后，接到蒋介石的命令。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11月11日，蒋介石电令孙部暂住原地，再待后命，标志国民政府放弃了屯垦青海计划。
该命令称：
“查四十一军孙殿英前令其屯垦青海西区，虽已行抵宁边，但距屯垦区尚远，现时隆冬即届，边荒辽旷，冰雪载途，给养困难，大军远行诸多不便，应即停止西进，暂住原地，再待后命。”
这一命令，表面上看，是体谅孙殿英部困境而做出的考虑。
实际上，这是国民政府迫于西北诸马军阀的坚决反对而做出的妥协之举。
正如何应钦所言：
“中央屯垦青西之令下，甘宁青呼吁之声群起，盖惧该军移防所至地方将无法供应也。中央俯顺民情，明令暂在原地整理。”
所谓“俯顺民情”之类，不过是盗用民意而已，真正的原因是孙殿英部屯垦青海在西北引起的强烈反响。
特别是宁夏、青海两省当局的辞职要挟，最终迫使国民政府放弃了屯垦计划。
当时的决策者认为：
孙殿英与马鸿逵早结为义兄弟，都是冯玉祥的旧部，宁青两马之间也有姻娅之谊，且四马一孙，均非中央嫡系，异地分驻，原无冲突。
孙此次率兵西去，倘不触犯四马的地盘，则四马也有与孙勾结的可能，如果此势一成，孙必夺占甘新两省，恐西北又会出现冯玉祥第二，那时收拾就很为难了。
蒋介石不想看到孙殿英成为冯玉祥第二，于是命令孙殿英暂时停止西进。
当时的绥远地区，是阎锡山的地盘。
阎锡山电令驻扎在绥远的孙殿英急速前进，立即离开绥远境内，晋绥军也喊出“走必帮，不走必打”的口号。
孙殿英要求阎锡山提供三十万发子弹和二十万块银元，并安排部属卢志英帮其攻打宁夏。
孙殿英的目的是：
如果他打出去，当属拥护阎锡山向西北发展；如果不能打出去，他会下野，把部队交给卢志英，也就是交给了阎锡山。
然而，阎锡山并不相信孙殿英的许诺，只催孙殿英离开绥西。
孙殿英派顾问李锡九前往太原面见阎锡山，详细阐述了孙殿英部必走之道理和必走之事实。
阎锡山批准了孙殿英所要的子弹和银元，并要求孙殿英部离开绥远的期限不能超过三十天，最大期限不能超过四十天。
获得阎锡山的物质支援后，孙殿英立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要求务必在三十天内攻下宁夏。
为了确保西征成功，孙殿英多方联系，以求得各方支持。
在联络阎锡山争取弹药等物资补充的同时，还与汪精卫、陈立夫CC系、国民党东南执行部以及福建反蒋联共的武装联系，以取得支持。
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也答应孙殿英，等孙殿英部占据宁夏后，杨虎城将联合红军，三面夹击宁、青诸马军阀势力。
摧毁西北诸马势力后，由杨虎城和孙殿英发出联名通电，响应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杨虎城还派秘书长、共产党人南汉震任孙殿英部高级参谋和顾问。
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抗日统一战线，也决定和孙殿英合作，借孙殿英之力除掉西北诸马军阀，在西北建立稳固的抗战大后方。
中共宁夏旅北平同学会一面派王子瑞、谈尚彦前往孙殿英部队当向导。
一面由雷启霖写信给宁夏的好友李冲和叶松龄，让他们联络地方力量，组织武装，支持孙殿英部进入宁夏。
同时，孙殿英还派代表分别前往兰州、福州，向邓宝珊、李济深报告他攻宁之行动，以求声援。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9月23日，孙殿英率部由包头上溯黄河，向宁夏进发。
10月下旬，孙殿英部开抵五原、临河一带，阎锡山为其补充了弹药，促其西进。
11月份的绥西，天气寒冷，难以过冬。这里人烟稀少，兵粮马秣均极匮乏，势非西行不可，否则五六万大军将无法生存。
孙殿英曾称数万官兵“困处荒野，进退维艰，衣食缺乏，饥寒叫号......”可谓是孙殿英部的真实写照。
在此情况下，孙殿英只能抱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以求生路。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1月10日，走投无路的孙殿英下达出动命令。
孙殿英部开始过磴口，向宁夏进发，并与马鸿逵部发生冲突，孙马大战正式爆发。